她是中国最大腕儿的编剧，创作过《一个女人的史诗》《第九个寡妇》《小姨多鹤》等作品，在新作品《娘要嫁人》播出期间，她第一次破例站台宣传，她就是严歌苓。记者通过东方卫视电话采访了严歌苓。这个已经被贴上诸多标签的女作家、编剧的身上，却也有非标签的地方。她可以很自信地说：“作为一个书写者很幸运”也可以柔软劝告：“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，不追求爱情的人是没有完全活着。”
作为一个书写者很幸运
西部商报：近期热播的《娘要嫁人》创作的源头是什么?
严歌苓：现在中年女人的爱情戏还不是非常的多，所以想写一个女人的情感故事，特别是寡妇，她嫁不嫁、传统女人是否能争取自由恋爱这是一种看起来比较矛盾的挣扎，她的一生多数都是被社会舆论所困惑，但是她最后坚持了自己的爱情。
西部商报：齐之芳这个角色还是挺有争议的，许多人就觉得，一个母亲，还这么爱情至上，好像不符合大家认为的母亲的奉献精神?
严歌苓：这是我要写这个人物的初衷，为什么拖着孩子就不能恋爱，这个母亲牺牲得还不多吗?失责过吗?不管多累都做很多事，具备了中国传统女人的身份，但也不放弃对爱情的追求，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，不追求爱情的人是没有完全活着。想提醒大家一句，有爱情的婚姻更美好一点。
西部商报：《甄嬛传》《媳妇的美好时代》相继走出国门，这是文化输出的一种趋势吗?
严歌苓：美国人不知道会不会看，《甄嬛传》被翻译成英文很有意思，“媳妇”也是，对于这个不太了解，不能够评说太多。
西部商报：走出国门对于编剧应该是有激励作用的吧?
严歌苓：全世界五个人当中有一个中国人，为五分之一的人口去写作已经很够了。
西部商报：多个国家生活的经历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?
严歌苓：很好的影响，希望在边缘生活，不想当主流，边缘生活会有比较冷静的观察角度，而且有点像隐形人的感觉，在国内是外国回来的中国作家，不是作家主流，我喜欢这个身份。有了文化语言对比时，对自己的文学、自己国家的文字、自己的文化有反省意识，很多反省意识都是在对比中产生，对自己文化的欣赏在这种对比中产生，所以有时候觉得作为一个书写者很幸运。
中国编剧和导演都在非常窄的一条路上
西部商报：近年来你做编剧比较多，还写小说吗?
严歌苓：现在我很多小说都会被改成影视剧，有时候真的身不由己，希望每部文学作品都有它的生命，不要借助影视活下去，现在整个世界都是新媒体、微、手机小说，这种事不可抗拒，在这种情况下，非常希望影视的观众会变成读者，这未尝不是一个推广纯文学的路子。
西部商报：现在电视剧类型化比较严重，你对此有什么建议?
严歌苓：听过的，一个人杀死了一千个鬼子，类型化很恐怖，也有种种奇葩原因，大家就都去做保险的剧，中国的编剧和导演都在非常窄的一条路上，他们的成功是世界上最艰难的一件事情。
我行我素反而容易得到关注
西部商报：看你现在编剧的电影比较少，反而是电视剧比较多，是不想写电影了吗?觉得电视剧的创作环境好一点?
严歌苓：大家在争奥斯卡闹心，我觉得我行我素反而容易得到关注，再说做电影一直需要修改，还有电视剧的台词是可以保留的，有些电影很多台词就没有了。《危险关系》台词改得傻死了，高中生的台词，最后就剩下两句。
西部商报：你编剧的大多数作品主角都是女性。
严歌苓：我偏爱写女性角色，因为自己是个女人，有很多女性朋友会把自己的经历告诉我，所以自然而然就搜集到人物的素材和细节，久而久之这种搜集的人物故事可以成为中篇小说或者戏剧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。不过我不止写女性角色。现在《路犯焉识》也正在准备拍成电视剧，就是以男性为主人公，杨澜说这是我最成功的一部作品。